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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史”纳入干部选拔参考?多名落马官员被指曾有家暴(家庭暴力)

admin2024-09-17 15:09:256

▲ 2022年7月14日,武汉,硚口区六角亭街,改造后的荣东社区,“反对家庭暴力”宣传横幅。 (人民视觉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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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家暴行为可能会更隐蔽,另一方面是受害者担心,家长被处分或者开除公职后影响孩子的未来,反而更加沉默。”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在酒泉实施以来,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因家暴被一票否决的情况。“我们也没有收到过关于党员干部家暴的相关信息。”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南方周末记者 魏翠翠责任编辑|苏有鹏 钱昊平

一份关于干部任用依据的规定,在出台五个月之后再次受到关注,皆因其中的一个指标——是否存在家庭暴力。

规定由甘肃省酒泉市政法委和妇联联合出台。2022年4月,当地开展“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暨反家庭暴力专项行动”,并制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要求,纪检监察和组织部门要了解“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领导干部是否存在家庭暴力、侵害妇女儿童权益情况”,且要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参考依据”。

这是否意味着家暴具有一票否决权?酒泉市组织部干部科负责人回应南方周末记者,“我们不是将干部选拔和是否家暴直接挂钩,而是提供一种参考依据,体现对于妇女儿童权益的呵护。”

1对“德”的考察

并未有直接证据表明,酒泉有着严峻的家暴问题。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2000年以来,中国被记载的27507件家暴案件中,甘肃占比靠后。

为何会关注家暴问题?2022年4月28日,在酒泉市召开的反家庭暴力专项行动部署会上,酒泉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志强曾表示,此举是落实第五次党代会的目标任务。他强调要做到“源头管控”,具体而言,就是要建立关于婚姻纠纷、家庭暴力、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网上网下一体化咨询、受理、举报、调解、处置平台。

为外界所关注的是专项行动中颁布的方案提到,纪检监察和组织部门“要及时了解掌握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领导干部是否存在家庭暴力、侵害妇女儿童权益情况,为干部选拔任用提供参考依据”。

据酒泉市组织部干部科负责人介绍,该规定的依据是2019年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其中规定,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原则之一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德’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一直都是我们的重点考察内容。”该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平时讲八小时内外的表现,八小时内就是工作,八小时外的考察点就比较多。比如,是否孝顺父母、尊老爱幼,疫情防控期间是否积极配合社区防疫,是否酒驾醉驾等等,是否家暴也是其中的一项。”

相关规定效果如何?据该负责人介绍,《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在酒泉实施以来,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因家暴被一票否决的情况。“我们也没有收到过关于党员干部家暴的相关信息。”

2如何让受害者不再沉默?

李莹律师从事反家暴法律援助工作20年,据她观察,与普通的家庭暴力相比,公职人员家暴的隐蔽性更强。“尽量避免明显的外伤”。

让李莹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02年接触到的一位家暴受害者。四十多岁的妇女被打断胳膊,当时她的丈夫是一名公职人员。家暴后,她数次前往当地政府部门反映情况,结果却是在各个部门之间被来回“踢皮球”。

即便在现在,如果施暴者是公职人员,受害者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2021年12月,在一段举报视频中,河南开封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张文涛的前妻控诉,曾受到张文涛家人的威胁:“你去告也没用……打你,你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2021年12月13日,河南开封市鼓楼区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张文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鼓楼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21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发布了6名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的通报。其中包括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森林公安局局长的杨俊山。通报显示,杨俊山除了破坏党的选人用人制度、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以外,还“背离家庭美德,实施家暴”。

事实上,社会各界对于家暴危害性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96年1月,湖南长沙一位37岁的女性因不堪丈夫的家庭暴力提出离婚,被丈夫从六楼抛下摔死后,当地出台了首部地方性反家暴规范性文件。到了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才正式施行。

近年来,各地出台的举措也让反家暴成为一项日常的工作。以江西为例,截至2021年11月,1727个派出所均设立了妇女儿童维权站,还设立了117个妇女儿童维权法律服务站和17个妇女儿童司法鉴定援助中心。

李莹认为,将家暴与仕途相联系,具有一定的约束和震慑作用。

反家暴法实施后不久,一位受害者向李莹寻求帮助,施暴者是一个中层干部。李莹建议她把反家暴法放在枕头边,将比较重要的条款用荧光笔标亮。其中,第十一条就规定:用人单位发现本单位人员有家庭暴力情况的,应当给予批评教育……这招很快奏效,家暴就此停止。

对于酒泉市的尝试,李莹认为在积极作用之外,更在意制度将如何发挥效果。

“一方面是家暴行为可能会更隐蔽,另一方面是受害者担心,家长被处分或者开除公职后影响孩子的未来,反而更加沉默。”李莹解释。

如何让受害者不再沉默?李莹认为,观念的转变很重要,对于受害者的道德绑架不可取。“不要因为我去维权,他丢了官之后,整个家族的人都来谴责我。”

同时,李莹认为反家暴的举措不能是独立的,公权力可以更积极地介入。“比如说一旦有家暴,公安机关出具告诫书,然后法院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样可以减轻受害者在举证时的压力。同时,也可以作为考核时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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