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剧《性爱自修室》，女伴们陪因为在公交车上被性骚扰而不敢坐公交车的女生（右三）坐车。 （资料图/图）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导师一对一
在男朋友家打情侣游戏到半夜，想回家时地铁已经停运，男朋友说女生半夜打车不安全：“今天我爸妈都不在家，我的床还蛮大的，要不你就跟我待一晚上，反正也不会发生什么……”
选择“留宿”。
提出要买安全套，男友回答：“那个东西很逊诶，戴上你和我都没有感觉的……”
选择“不买安全套”。
月经比往常推迟了三个星期，开始害怕，犹豫要不要验孕……
别急着骂这个男生，其实，这是游戏《自我性赖》第一集的一种剧情路线。每一个选择都由玩家自行做出。
游戏到了这一步，出现的场景画面有些诡异：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手握话筒，低头双眼紧盯手中剧本，磕磕巴巴地朗读验孕棒使用方法，灯光是侧面打来的阴暗红色。
这款游戏名为《自我性赖》，取自爱默生的Self-Reliance，由上海某中学七名高中生策划制作，最初为中学生创新竞赛CTB（China Thinks Big）的参赛作品，项目由哈佛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高校的有关机构举办，是最大的华人青少年创新比赛项目。
游戏采用情景视频、玩家选择剧情走向的模式，将青少年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场景呈现在游戏里，把与“性”相关的硬知识作为通关宝典和误区指南提炼给玩家。
在2020年10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性教育”三个字第一次进入了法律条文。“学校保护”一章中明确规定：“要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在此之前，“性教育”概念以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的表述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规文件中。
据联合国2017年数据，中国有1.65亿青少年（10-19岁），是世界上青少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近几十年来，中国青少年性发育成熟年龄不断提前，性观念趋于开放。《2015年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者初次性行为的年龄集中在18至23岁，他们普遍缺乏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和安全性行为意识。
官方和民间的倡导力量随之涌现。
2010年代，曾出现具有官方性质的试验——《北京市中小学性健康教育大纲》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成长的脚步》和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刘文利教授编著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两本试点教材都引起了舆论的讨论。前者被部分人指为“黄色漫画”，北京市教委最终回应没有推广计划；后者则被网友质疑“教材的图片尺度太大”，教材后来被撤回。
民间也试图让性教育进入课堂。“老师，你之前还提到过性骚扰。现在你跟我们在课堂上讲月经这个东西是不是也算对我们的性骚扰？”一堂民间机构与某小学合作开设的性教育课上，一个五年级的女孩提问。
另一个女生说：“我不觉得是，因为我们很少有机会了解学习这些知识，所以我们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去学，觉得不舒服。但是这些知识都是很科学很正确的一些知识，对我们非常有帮助，所以这不是性骚扰。”
《自我性赖》游戏steam页面 （资料图/图）
“先渡有缘人”
“唉，凭什么某些充斥着巨乳的策略类卡牌游戏能过审还能上推荐，我这么一款有教育意义的游戏，全程啥都没露还被套上了这些枷锁？”翁安志在开发日志中写道。翁安志在性教育游戏《自我性赖》中负责团队技术部分，这款游戏最初向七个游戏平台申请上线，其中有因为内容敏感被直接拒绝的，也有给出一系列约束条件的，最终成功上线的平台不到半数。
深圳大学学生色阿创办的民间性教育组织“莓辣”，目前与深圳市疾控中心合作，以一个半小时脱口秀讲座课的形式，在中学、大学里宣讲基础的性知识。某次他们在一个中学讲座的时候，学校教导主任没有提前了解讲座的具体内容，当讲座讲到女生月经、男生遗精，教导主任脸色发黑，把工作人员拉出去问“怎么会讲这个”。
讲座内容也包括如何正确看待和预防艾滋病，以及反对歧视HIV病毒携带者。莓辣成员回忆，当他们的讲师讲完最后一句话，教导主任迅速冲上讲台拿过话筒，向在场的学生们重申“洁身自好”的重要性：“话是这么说，但如果你真的得了什么病，肯定还是会被另眼相看，所以……”
做性教育的过程中，认为“性不可谈”的人群，其观念是最难撬动的。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几天前，莓辣新媒体负责人大斌在后台看到这样一条留言：“你们怎么整天发小黄文，带坏小孩子。”
做儿童性教育的“保护豆豆”会收到一些类似的、说文章内容在传播淫秽的恶意评论，创始人胡佳威的做法是直接拉黑，他说：“我们会做很多公众的科普跟倡导，能吸引来的是那些比较容易被影响的。对于很多很固执的人，我们觉得自己能力有限，改变不了。”
2015年，有二十年相关经验的性教育专家方刚团队与山东省教育厅合作培训四百多名中小学老师，原本计划按照实际效果长期跟踪的培训，在第一次培训结束之后不到两个月，就遭遇了强烈反对者。教育局最终暂停了培训，也宣布不再在省内进行性教育。
2017年，由于出现了生殖器官的图示，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刘文利教授编著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被家长质疑尺度过大，最终这份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编纂的性教育读本被撤回。
“原来想做的是像佛祖一样普度众生，后来发现不行，我们现阶段能做的只是摆渡有缘人——那些和我们价值观一致、接受我们的性教育的人。”如今，方刚认为，要从民间体系做起，自下而上地影响整体的性教育格局。
在民间性教育机构中，成立于2004年的中国青年网络相对官方，它依托于中国计生协，是全国第一个为10-24岁的年轻人开展性与生殖健康同伴教育并倡导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的青年志愿者组织。
作为组织领导者的郭悦萍用大选拉票来比喻性教育普及范围的扩大之路。选举双方会把最多的精力放在摇摆州上，相同的资源如果用在与自己理念最相左、最难改变的对立者身上，达成的效果肯定不如在观念摇摆者身上下的功夫。
“保护豆豆“青少年性教育教具：佳佳和威威。 （资料图/图）
”保护豆豆“青少年生殖器官教具：翠花和铁柱 （资料图/图）
性教育不是做规定
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思琪对妈妈说：“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妈妈的回答是：“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思琪就在那一瞬间明白了，在性这件事情上，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却自以为还没开学。
北京青年网络办公室负责人周亭妤人生中第一次有印象的性教育，是小学二年级时旁听母亲与班主任的一通电话。
起因是在嬉戏打闹的过程中，班里的男同学打了她的屁股。交谈时听到这件事，母亲没有正面对亭妤进行说理教育，只是让她不要这样玩，并在几天后当着周亭妤的面给班主任打了一通电话。
通话过程中，母亲向班主任强调了要注意孩子们的行为，划定男生和女生之间的打闹界限。一旁的周亭妤第一次意识到有些话题是自己还未曾触及、家长老师也不愿直接讲述的。
方刚在性教育中倡导“分享信息、推动思考、尊重选择”，在他看来，直接规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给事物判定好坏属性，这不是教育，而是规训。
胡佳威的观点和方刚的相似。他的启蒙来自一场玩闹。高中的某节课前，胡佳威将一本含有性爱体位内容的时尚杂志摊开放在讲台上，一个班的学生都等着看老师会如何反应。
那位物理老师看到后，将杂志连同他放在讲台上的教案一起合起来，走出了教室。教室内一片哄笑。等到上课铃响，老师回到教室：“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也不去管到底是谁，放了一本杂志，你们在这个年纪很好奇很正常，所以我就给你们讲一下性教育。”
那节课上，老师讲了一些关于生殖器、性行为、避孕等知识，那时年少的胡佳威和同学边听边拍桌子大笑：“当时课后也觉得老师好黄好色，怎么会跟我们讲这些东西。直到毕业以后自己开始做性教育，回忆起来就挺感激老师的。”
郭悦萍则是靠自己的好奇心揭开了规训的封条，从现实中的反馈出发，开始对性相关话题的思考。在福建读高中时，郭悦萍做过一次算是“出圈”了的社会研究课题，题目是《大众对同性恋的看法和观点调查》。
当时线上线下收回的问卷超过万份，不少高年级的学长学姐在纸质问卷背后写下了“加油去干”“学弟/学妹好勇敢”一类鼓励的语句；而同班有同学在不知道问卷是谁做的情况下，说了一句：“同性恋反人类，我为什么要填这份问卷？”
从方刚的教学经验看来，当孩子们得到一定带领，并有足够的发挥空间时，能够思考得非常深入，“比我们一些专业人士的思考并不差”。某次性教育营关于“代孕”的辩论赛上，学生们从“代孕是剥削妇女出卖身体”讨论到不能“打着保护女性的名义剥夺女性的选择权”，并且引入了不少富有思辨性的讨论：劳动和代孕直接对身体使用的差异，法律是否一成不变就是最高标准……
“开得了口、动得了手”
开口说性、动手试验相关工具，是性教育的第一步。在游戏制作过程中，《自我性赖》创作团队成员本身也进行了一次自我脱敏——第一次真正公开地开口说性，并接触安全套和验孕棒。
话题敏感度为《自我性赖》创作团队找寻演员带来了难度，身边几乎没人愿意参与。男主演是先被创作团队拉上车才被告知找其演戏的。医生扮演者科普验孕棒使用方法时全程没看镜头，注意力都集中在手中的话筒和台本上，话语间有些卡壳。
怀孕的女主角，最终只能由团队组建人赵雪伦出镜扮演。拍验孕那场戏，验孕棒上代表怀孕的两条红杠是赵雪伦用红色马克笔画的，镜头里，她看到红杠时瞪大双眼、紧闭双唇，努力演出惊讶的表情——这后来成了游戏的宣传剧照。
作为非参演成员，翁安志的“脱敏”发生在筹备道具的过程。在一家便利店购买道具时，他先拿了瓶饮料走到结账处，收银员结账时，他在货架上随手抓了一盒安全套加上。
安全套是郭悦萍熟悉的脱敏工具，也是性教育相关活动宣讲中最常见的演示工具。郭悦萍的理念，也是要做“开得了口、动得了手”的性教育，“你要自己敢去说一些词，知道怎么用这些东西”。她加入中国青年网络五年来，经常拿舍友作为演练对象，见证了舍友从最开始完全不愿意听、不碰安全套，到后期能主动拿着摆弄。
胡佳威团队设计开发了一系列性教育演示用的玩偶。其中佳佳和威威是模拟人体生殖构造的娃娃，有精细处理的各种生理特征，也可生“小孩”。欧阳铁柱和慕容翠花则是男性阴茎和女性外阴的抱枕，用于课堂的表演演示。
在性教育方式上，中国青年网络主要推行“同伴教育”，让同龄人以互动参与的方式来学习、讨论性知识。他们通过“青春健康高校项目”来推广，高校社团组织以制定好的年度计划进行竞标，入选项目会获得一万元的运行经费。具体运行项目的高校以各自的创新方式向学生呈现“性”话题，帮助大家脱敏。
2018年，入选执行项目的广西大学办了个类似草莓音乐节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布置设计上融入了宣传预防艾滋病的红丝带，并将歌曲的歌词与性知识结合起来。“我当时还质疑了一下，以为他们只是办了个演唱会糊弄我们。但看照片真的很酷，吸引了很多人。”作为审核人的郭悦萍向南方周末回忆。
“蛋疼是闲的还是有病?”“黑木耳一直是黑木耳吗？”这些问题都出现在色阿的性教育讲座课上，总能引发听众的热烈反应。莓辣的新媒体账号文章，则直面震动棒、doi、性病等话题，与读者展开讨论。“让问题被看到、被讨论，最后才可能被解决。让大家习得如何做出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决策。”莓辣成员说。
202个具体问题
开展性教育的过程中，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问题。
郭悦萍提到，他们在做同伴教育和相关活动时都会使用“安全套”而非“避孕套”一词：“我们要强调它除了避孕之外，还能防止艾滋病的传播。希望大家不只是避孕的时候想到它，在任何性行为，尤其是和陌生人的性行为，或者和你不知道性史的对象的第一次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
郭悦萍介绍，性教育科普体系里有三个维度：知识、态度和行为。只要是知识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态度才是最难改变的，也比较难评估，需要一个很长期的观察。
2020年上半年，中国青年网络的短视频账号收到一条求助留言。一个未成年男生和女朋友发生关系，女朋友怀孕了想生下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团队的志愿者也无能为力，最后将问题交给一个计生协国家级的师资解决。
也是从这开始，郭悦萍意识到中国青年网络可以起到资源链接的作用，向用户开放提问箱，并从自身认识的资源对接给出相应的解答。
周亭妤大二时是中国人民大学性与性别研究社项目部部长，在性协内部也举办了一期popi提问箱活动，共计202个问题，回答者八十余人。她审核筛选过的提问回答字数超过十万字，最后整理成推送，出了17期。
两百多个问题中，有些是知识型问题，询问科普书单、合理的自慰频率等；也有一些寻求感情建议，提问者一般是难以公开发问的少数群体；还有不少问题源于提问者在性观念、行为、感受层次上的认知失调，不理解自己的某些行为感受，感觉“偏离了主流”，询问自己算不算不正常……
popi提问箱为很多在课堂上学不到、也很难与身边人谈论的问题提供了讨论空间，“有些问题从文字中都能看出很痛苦”。周亭妤会根据问题的类别找寻有相关经验的回答者作答，所有的答题者都署上笔名。也有一些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无法收入到问题锦集推送中，只能定向回复。
有一个简短的询问是“有性瘾怎么办”，回答者末度给出的答复如下：
“首先你要确定自己是不是性瘾哦。如果只是单纯时时刻刻渴望亲吻、抚摸、做爱，一天中自慰多次，这都没有关系，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生理需求，代表你欲望鲜活，有极高的爱人天赋。你可以学着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满足自己、取悦自己，直面自己的欲望，多体验和尝试自己幻想过的情景和项目，在保证卫生的情况下尝试各种小玩具情趣用品，在保证安全和交流平等的情况下与他人尝试各类的性爱。但当这种瘾真的完全扰乱了你的生活时，比如时时刻刻令你焦躁不安、成日沉溺于此无法进行其余任何学习与生活，或者已经引发了其余身体上的疼痛和病变，那就把它严肃地当场疾病来看待。去治疗它。就像治疗普通感冒一般，去医院看病、吃药，遵循医嘱。”
努力出圈
周亭妤大一时便参加了学校的性与性别协会和负责同伴教育的青春健康项目部，但小学二年级便广泛涉猎相关书籍的她在这些活动中少有新的知识输入，也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做性教育。直到大二主持一场性别议题讨论之后，有人跑过来和她说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周亭妤才意识到自己影响到了别人，决定把活动和协会都做下去。
莓辣成员大斌把性教育做下去的决心，也源于受众的反馈。他回忆，公众号后台收到过很多读者的来信，其中有一个幼时遭受性侵，但得不到身边人理解的女生。
女生有寻求自杀的想法和计划，当时整个团队都很紧张。色阿和女孩交流，反复强调“你还是值得被爱的”。某句话之后，女孩很长时间没有回复，团队成员甚至开始考虑用技术手段从公号后台加上女孩微信。
半小时后，女孩发来了一句“谢谢，我会好好生活的”，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一段时间之后，女孩再次留言，说自己虽然还有反复，但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能帮助到愿意接受相关观念的人是很多人坚持下去的动力，但是作为涉及全民的教育话题，在目前“愿者学习”的情形下，如何 “出圈”，尽可能抵达更多受众，始终是需要关注并解决的问题。
中国青年网络现在每年固定支持两百多所学校开展性教育活动，但这些落实到高校内的“同伴教育”活动，并不是系列课程，每期参与人员也不固定。同伴教育之外，还会有一些倡导活动，比如在学生活动中心门口摆摊发安全套。
“给有的人发安全套他会躲。但是躲没有问题，他回去肯定会跟别人说，那边在发安全套。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其实没有期待活动会有多深的影响，而是让大家开始思考。”郭悦萍表示。
在2020年10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性教育”三个字第一次进入了法律条文。方刚指出，条文推动的是防性侵教育，“只是用来‘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的‘性教育’”。片面强调伤害既可能增加对性的羞耻感、污名，也有可能在没有体系化知识的情况下矫枉过正，给青少年带来比受到性侵犯还要可怕的后果。
实际运行方面，来找胡佳威团队入校教学的学校有不少是“事后修补”型，而讲课内容会根据学校的需要修改。“有的学校是因为发现有性侵的案例了，就会讲安全为主；有的学校是学生之间打闹没有身体界限，就讲身体界限为主；有的是幼儿园男孩子女孩子好奇对方的生殖器官，就讲身体的科普为主；有的直接流产了，就要讲避孕为主。”胡佳威回忆。
和胡佳威团队合作过的七百多所学校，大多采用单次讲座形式，开设学期制系统课程的不到十所。
胡佳威认为，上一堂课的效果是有限的，“但只要课程内容贴近生活，对他们还是有帮助的。”这一帮助的重要意义，早在20世纪便被著有《性史》的性教育先驱张竞生提出：“性是自然的、合理的，人们不应回避它，而应该享受快乐，采取主动，理直气壮地实现性高潮……人们在性问题上必须学习、提高，这是生活快乐、社会美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陆宇婷
网友评论